地处偏僻的日本“越后妻有”已被打造成耳熟能详的文化旅游热点，体验浪漫田园生活的需求，资本、文化机构与地方政府一起尝试重现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景观以及重构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浪漫印象。而参观“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观众们关于乡村“美好生活”的认知和想象就愈来愈依凭于鲍德里亚所谓乡村性的“拟像”，由脱胎于都市美学、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诸多“戏仿”的乡村元素编织而成。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将近4万人次的游客踏上了前往日本著名的艺术三年展——大地艺术祭的路程。在总策展人北川富朗及其专业团队的努力下，该地区从2000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大地艺术节。由于此次艺术节得到了中方文化艺术机构瀚和文化及众多中国艺术家如徐冰、马岩松+MAD Architects、王思顺、邬建安等驻地艺术项目的支持，再加上在中国举办的新闻发布及社交平台的旅游资讯传播和疯转，不少中国游客在国内上着班就提前订好了暑期前往日本新潟县的艺术节门票、往返机票和当地特色旅社，甚至一时间从东京往返越后汤泽站的新干线火车票都是一座难求。

《清津峡谷隧道观景台》，马岩松:MADArchitects，2018
众所周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持续增长的国民经济，蕴藏着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如若以中国为圆心规划出境旅游最佳半径，日本恰在这一半径的黄金位置，且比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不仅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发达便捷的社会交通，更具备丰富且多元的旅游内容资源，使其多年坐拥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巧合的是，毗邻大地艺术祭的日本摇滚音乐祭鼻祖FUJI ROCK FESTIVAL，从1999年开始就移师新潟县的苗场滑雪场，并以为期三天的大型音乐现场表演于7月底赢得了来自中国、日本乃至国外超过6.7万游客的纷至沓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活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在这个距离东京市区仅有2小时车程的乡村腹地分头展开，从而把“越后妻有”这样一个念起来有点拗口的名字打造成中国游客耳熟能详的文化旅游热点。

《信浓川水路》，磯辺行久，2000
事实上，越后妻有并不是日文中确切的城市与地名，它是包括日本新潟县南部的十日町和津南町在内的760 平方公里的区域。“越”在日语里有难以逾越的意思，“越后”就是更难到达的地方，地处偏僻的越后妻有地区散落着200个左右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不管是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还是川端康城的《雪国》，新泻留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大雪。这里的地貌以多山的平原为主，由于山脉阻隔和气候原因，人口稀少，交通闭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经济在战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泡沫和危机，新泻县的传统农业持续衰落，年轻人纷纷移居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寻求发展，使得乡村因人口流失沦为了“空巢化”的老人、闲置学校和废弃住宅的破落之所。
笔者恰巧在大地艺术祭和FUJI ROCK召开之前受主办方之邀踏上这片土地，一脸惊讶地看到了新潟县内空荡荡的商店街和几乎没有住客的温泉旅馆，甚至空无一人的便利店为欢迎我们还特意送出许多抽奖券和礼品券。满怀着放松身心的愿望来到这片风景优美的田野，却目睹如此凋敝的乡村景象和佝偻着身躯缓缓而行的老人背影，心中难免生出一种萧瑟之感。与之形成紧密关联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都市主义的高歌猛进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种种反乌托邦的阴影，乡村的结构在以几乎光速的节奏发生着萎缩和蜕变。相应地，怀念旧时田园生活的“乡愁”情结就成为了西方社会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表现为逆都市主义（anti-urbanism）以及乡村社会浪漫化的泛滥，而在英国则体现为将乡村描绘成一片绿色宜人土地的田园牧歌及其对健康、清洁、静谧、愉快的乡间生活的歌颂。

三省HOUSE里的小艺术商店
这些浪漫情怀构成了想象中的乡村景观的基础，也同时遮蔽和掩盖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乡村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生活的反乌托邦想象与乡村的浪漫图景交织在一起，催生了特权阶层中一种历史悠久的“逃离”都市的习惯。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在标榜自由放纵的汽车文化的助力下，一种多赚些钱然后赶紧逃离都市、逃向自然的冲动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这种倾向在二战之后变得愈发明显：富有的城市居民将这样的乡村地区当作娱乐休闲的度假场所，而这又反过来强化甚至丰富了消费社会关于乡村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描述。不难想象的是，政府部门和商业文化机构也正是看到了向城市居民出售这种“走进自然”的乡村体验所能带来的市场前景，一整个“乡村文化产业”才应运而生，并将一系列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景观化、商品化、艺术化，再附加上更为浪漫诗意的意象。

《再构筑》，行武治美，2006

《花开妻有》，草间弥生
1994年新潟县政府提出的地区活性化政策“新千年发展计划”，身为艺术总监的北川富朗则声称要以艺术改变现实，创办了“大地艺术祭”并致力于使越后妻有成为“展示人类与自然如何建立关联的示范区”。因此，就有了这样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山村和森林为舞台，重新探讨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此次大地艺术祭的艺术作品构成包括两种模式：邀请参展以及公开招募。艺术家以当地驻留的方式创作很多作品，材料来自周边，并与村民合作共同完成。最后驻留在14所学校、40余间空置房屋、760平方公里乡野，还有里山美术馆、农舞台、清津仓库美术馆、明后日新闻社文化事业部等逐步新建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空间。不同作品之间距离非常远，由此延长了人们在当地的停留天数，增加了人们前往越后的次数，由此叠加成倍的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特产收益。
新潟县不遗余力地借用艺术这一名义实现多种文化资源的链接，这其中就包括国际著名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James Turrell、Christian Boltanski将废弃的住宅和教室改造成可供参观、消费的艺术旅社“梦之家”、“光之家”和“最后的教室”，著名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莫斯科艺术家夫妇Ilya & Emilia Kabakov在田野里装置色彩斑斓的艺术作品《花开妻有》和《棚田》、被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打造成具有网红打卡胜地的清津峡溪谷隧道景区等等。除此之外，参与其中的还有建筑事务所、大学机构、舞蹈音乐团体、理论家、地质专家、各类研究工作站。它们共同构建了丰富的艺术生态，旨在激活当地旅游服务配套建设的自动发展，实现荒田弃屋艺术化、土产餐饮特色化、当地人文国际化、旅游产业多元化，最终要让这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光之馆》，James Turrell
有趣的是，大地艺术祭采用“地球环境时代的美术”为展览主题，这一slogan如广告修辞般把这个旅游胜地兜售给那些急需“释放”或“减压”的城市消费者。与之相伴的还有近200场连续不断的活动，囊括了7-9月所有的日本传统节日，盆踊、花火、夏祭、能剧以及时下流行的自行车比赛、露天电影、现代歌舞、艺术交流论坛、行为艺术等活动融入了整个越后妻有，被称为将艺术、节庆、游戏、自然融为一体的“五感的艺术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体验浪漫田园生活的需求，资本、文化机构与地方政府一起尝试重现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景观以及重构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浪漫印象。
事实上，大地艺术祭所贩卖的农业产品（如大米等土特产）、生活用品或者针织物品和艺术衍生品，尽管实际上往往是由工厂批量生产，却被当作一种更好的、更为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以高价销售。然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如何借助神圣化的艺术节形式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成为人们盲目迷恋的对象，以及在这样一种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与取代。当商品化的形象被普遍当作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现实就被化约成了一种物化的表象，成了居伊·德波口中的“景观”。乡村在艺术节形式下的景观化体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绥靖的过程，旨在掩盖晚期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种种“异化”过程。

《蓬莱山》，蔡国强

《Kiss and Goodbye》，几米

无力的结构FIG.429，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丹麦/挪威）
由此可见，不断加剧的乡村的商品化过程或者不断涌现的新的乡村商品化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会完全剥夺乡村景观与文化的意义；相反的，这种商品化的过程是在不断为全球与地方力量所建构出来的“乡村”提供或者相互冲突又或者互为补充的全新素材、理念，使得这些建构显得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真实”。然而，商品化的过程却从农民手中攫取了这些乡村生活的符号，以“拯救”这些被“淘汰”的物质文化的姿态，将它们转化成了一种清净、整洁、古雅、浪漫的乡村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越后妻有在无形之中已经变成了景观化的乡村“美好生活”的具体表现。如此一来，参观大地艺术祭的观众们关于乡村“美好生活”的认知和想象就愈来愈依凭于鲍德里亚所谓乡村性的“拟像”，由脱胎于都市美学、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诸多“戏仿”的乡村元素编织而成。

总的来说，大地艺术祭在越后妻有深耕长达20年，还是给绝大多数本地居民带来了周期性的人潮涌动和振兴当地经济的积极影响。不仅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节志愿者们协助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甚至还组建了一支卓有成效的女子足球队。除此之外，从第二届艺术节开始，“松代梯田银行”项目就邀请外来者参与农田的插秧和收获，认领土地的都市居民可以获得部分大米作为回报。到目前为止，该地区认养土地人数有345人、企业团体8个，总耕作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困扰当地居民的40栋空屋、10所废校，也被大地艺术节改造成为餐厅、宿舍或展览空间，从而活化并升华了当地的社区人气和建筑魅力。
然而，此时此刻正在越后妻有探索乡村“拟像”的艺术爱好者们，又有多少人能感觉到消费社会无所不在的商品化绳索，始终在背后牵引着他们的脚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