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画家陈丹青在其视频节目《局部》中，介绍了意大利锡耶纳阶梯医院中的壁画。在现代医学尚未萌芽的15世纪，阶梯医院里的病人一抬眼就能看到医院墙壁、穹顶上那一幅接一幅光辉美丽的大壁画，在爱与美中得到抚慰。“医道，即是人道。阶梯医院的人道，部分在医生那里，部分就是墙上的壁画。”陈丹青说。

虽然在现代医院中看壁画已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在疾病与人类相伴相生的漫长历史中，艺术却从不曾缺席。

传递温暖与慰藉

除夕夜，电视里节目播放着，但诗人王久辛却一点也看不下去。他心情郁闷地盯着手机，翻看那些关于疫情的消息。突然间，在朋友圈里，他看到了几张照片，那是解放军医疗队飞赴武汉的情景。那一刻，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久辛是一名军人，也当了一辈子记者，一直是哪里有危险，就去哪里采访，因为在那里总会有一群人在为了解除危险而奋战着。他把他们称为“最高尚的人”。

12点钟声敲响，电视里演了什么王久辛已全然不觉，他一直沉浸在回忆和对飞赴武汉的战友的想象中。内心的感动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躲到书房，写下了这些句子：“平时，他们隐匿在辽阔的国土/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当冠状病毒猖獗，蔓延/随时可能大面积感染/要夺走千万人性命的危机时刻/他们来了，如脱兔般箭射而出……”整首诗写完后，他郑重地写上了诗的题目——《这些高尚的人》。

凌晨3点半，王久辛把这首诗发到朋友圈。令他没想到的是，当晚就有上百人点赞。很快，《光明日报》《文艺报》新华社、网易、搜狐、今日头条等媒体报道转发，这首诗引起广泛的共鸣。

“当疫情突然发生时，诗歌是最能在第一时间发声的文学艺术形式。因为诗歌写作是个体化的，它能表达人的思想情感中最真挚、浓烈、激越的情感，能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热爱和悲悯。”王久辛说。

最近，无论是日本捐赠物资上写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诗句，还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成员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视频，都令人们感到暖心和感动。“由此可见，语言、音乐等艺术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艺术能够传递超越国籍的爱，给人们带来鼓舞和慰藉。”

记录与反思历史

艺术作品可以展现疫情中人性的温暖，也可以起到记录与反思历史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史。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来研究、回溯或体验历史事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科技专业教授费俊说。

比如，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就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生的那场灾难；14世纪中叶欧洲暴发的黑死病在中世纪的绘画、文学等艺术作品中都有广泛的表现，老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通过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和具有象征意味的行进的骷髅等形象，记录了这次让人类历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瘟疫。

“这些表现灾难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和自我警醒，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看到艺术对于灾难中人性光芒的赞颂。”费俊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亦杨看来，很多真正能流传于世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仅能体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还能启迪人们对疾病进行反思。

比如，在基督教绝对统治的时代，老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讽刺了教会面对瘟疫的无能为力，揭示出现实世界的问题是真正的危机源头；意大利艺术家丁托列托在1549年创作的《圣洛克治愈瘟疫病人》，描绘了人们在为应对鼠疫而建造的隔离医院中的情景，令人们看到在死亡面前肉体如此脆弱，相互关爱才是生存之道；西班牙艺术家戈雅在其关于瘟疫的作品中，敏感地把瘟疫与人为的灾难和疯狂联系在一起，对人们起到警示的作用。

“人们通常以为艺术中描绘疾病、死亡和创痛是消极的，不如表现治病救人的题材积极向上。然而，这些作品用‘失去’来反衬‘拥有’，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够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原本就是药。”邵亦杨说道。

2003年4月29日，在非典疫情的关键时候，艺术家徐冰把北京街头的空气封存在一个玻璃瓶里。它看上去轻盈、易碎而又危险，像是一个医用输液瓶，又像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漂流瓶。

“面对疫情，个人和社会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回顾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徐冰的作品就是艺术家邀请观众进行反省的一次机会。然而不到20年，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历史如何不再重演，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邵亦杨说。

艺术还能做什么

在王久辛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诗人应该发出声音。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至今，还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诗歌出现。“作为诗人，我感到脸红。”王久辛说，“疫情暴发以来产生的诗歌作品，多数是自娱自乐，或者是有感而发的简单表达，普遍缺少精神的高度、情感的浓度、思想的丰富度和艺术的高超度。所以只能感动自己，却无法感动别人。我们有这么多诗人，却写不出鼓舞人的诗歌。”

在王久辛看来，“导致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诗人的情感已经背离了高尚，背离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况。中国诗人迎着八面来风，拥抱世界文学，这是对的。但要警惕的一点是，很多诗人“不屑于表达自我以外的世界”。他们不愿关注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不去关注大灾大难中的人性，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而这又与近年来诗歌理论界的导向有关系。”

“这场疫情也是对中国诗人的考试，至少到现在为止，是不理想的。”王久辛说。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这次疫情带给人们的深切感受，疫情中高尚的人和情感，是不会被磨灭的，它一定会长留在诗人们的心中，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产生出伟大的灵感，写出伟大的诗篇。“只是我们需要好好想想，我们被什么感动，我们要为什么人写作。用什么样的心写什么样的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在邵亦杨看来，疫情中的艺术作品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歌颂美好，但这种歌颂必须要找到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精神内核，否则就会变成用廉价而肤浅的歌颂“消费”疫情。

比如，此次疫情暴发后，就有大批良莠不齐的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的画像被创作出来，在邵亦杨看来，“这是对英雄的神化和偶像崇拜，毫无现代意义，是一种创作上的惰性”。“艺术家应该思考如何用作品表达他们敢于说真话、治病救人的精神内核，而不是仅仅画出他们的形象就可以了。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英雄形象去创作宣传性的作品，这样的导向和习惯，让我们很难有好的艺术作品出现并保留下来。”

随着与科技融合程度的加强，艺术也能在与疫情相关的社会创新领域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艺术家可以将创意能力、技术能力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寻求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型解决方案。”费俊介绍说，最近在中央美术学院发起的“艺术战‘疫’行动”中，既有大量致敬医务工作者、传递温情和信念的艺术作品，也有不少针对疫情的创新设计方案，比如“可根据个人特征调节佩戴方式的新型口罩设计”“可以自动消毒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模块化的城市应急救援系统”“可以探测病毒和细菌并具有消毒功能的智能手环”等。

“这些方案的创想、研发以及实施，对于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是非常有益的，相信在疫情过后，会有一批有价值的方案成为真正的产品或服务。艺术，也能为未来的公共卫生防控提供更好的支持。”费俊说。